1866年，英國的一名醫生唐約翰（John Langdon Down, 11/18/1828-10/7/1896）首先發表了一篇他命名為｢蒙古痴呆症｣（Mongolism）的病症（Observation on an Ethnic Classification on Idiots）。這個我們現在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疾病特徵是顔面的造型，智障，及常帶有心臟上的問題。在早期都是經由這些臨床特徵來做診斷的，一直到1959年才有法國的一名醫生（Jêrôme Lejeune）發現了以染色體做病理上的診斷。他發現這些在當時還被稱為蒙古痴呆症的病患的第21號染色體不是成一對，而是有三個（Trisomy 21）。

那麼，「蒙古痴呆症」是如何變成唐氏症的？

在那個演化論已上場而歐洲人佔盡殖民優勢及船堅炮利的年代，白人自有他們自以為優越的演化觀。那時的人類學觀念是將全球的人種分為三大類：白種人（Caucasoid），黃種人（Mongoloid）， 黑人（Negroid）。對白人社會而言，白人自然是自認為最進化的一個種族。在那種背景下，唐約翰基於這些病患的臉部特色看起來有如黃種人，而認為這是一種演化上的倒退（reversion）。稱這個病症為｢蒙古痴呆症｣明顯的是一種種族歧視，也不符合科學上的事實與驗證。而巧合也不幸的是，後來唐約翰的一個孫子也有唐氏症。

過去，在台灣的我們都不了解這個診斷名詞的種族歧視背景，台灣及日本的醫學界也似乎都沿用了｢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詞。記得七十年代初期在醫院實習時，台大骨科的一名老教授（陳漢廷）在一次閒聊中表示非常痛恨「蒙古痴呆症」這個診斷名，他希望將來若發現了一個臉部醜陋怪異的疾病時，要稱之為「高加索症」。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蒙古痴呆症」的種族歧視背景。而也約略在這個時候，美國也廢除了「蒙古痴呆症」這個病名，而依循醫學界的先例將名字決定於首先發表這個疾病的唐約翰，稱之為唐氏症。

科學界的命名

當年唐約翰以帶有種族歧視味道的「蒙古痴呆症」來稱呼我們今天所知的唐氏症。那麼，用唐氏症來稱呼這個疾病是否對唐約翰的不敬呢？

唐約翰早已過世，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看法。但在醫學界（或是科學界），用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是約定成俗，而也是發現者的榮耀的。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疾病的命名法都遵循這個原則。如亞斯柏格症（因Hans Asperger而名），帕金森病（James Parkinson），橋本氏甲狀腺炎（橋本策），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 disease，因Thomas Hodgkin 而名），漢生病（Hansen’s disease，因Gerhard Armauer Hansen而名，也就是一般通稱的痲瘋病）， …等等。也有一些病是原本有學名，但常因事況的變化而使用一些比較通用的名字。如幾年前大家沖冷水而出名的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台灣稱為漸凍人），在30年代因洋基職棒強棒Lou Gehrig得此病而使美國大眾對這個疾病有所了解，也因而稱之為 Lou Gehrig’s disease。

也不只醫學界的疾病之命名，其他學界也有許多以科學家來命名的。如德國的科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的名字在物理學界四處可見，而許多化學元素也都是以發現者為名的。生物學界也如此，而許多新發現的生物品種（包括低等動物等）也都以名人（不見得是發現的人）為名。如小布希甲蟲（George Bush beetle），希特勒甲蟲（Adolf Hitler beetle）， 海夫那兔子（Hugh Hefner rabbit），查理王子青蛙（Prince Charles frog）， …等等（Bethan Jinkinson: 10 species named after famous people, BBC World Service, 7/19/2002）。這其中， 海夫那是因為捐錢贊助該兔種的保育而得名。希特勒甲蟲則是由一名崇拜他的生物學家在1933年就命名的。在小布希甲蟲的命名後，小布希還特地打電話感謝給建議以他為名的生物學家。

一般而言，這些科學界的命名大都不是基於發現者之名而名，就是以發現者的建議而命名的。大都沒有什麼問題。但不論是在科學界或一般社會，名稱的使用是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的。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網路媒體產生後，大家反應的速度加快了，而意見的分唄也高了起來。這多少是一種政治社會的運作，而非單純的科學問題，但也可說是一種文化論戰。遭殃的是許多已經約定成俗的名字（至少還不太牽涉到科學界）。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這種「論戰」就已展開了。我們就以德國文化在美國的消失為例來看這個演變。

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息

在美國的白種人中，日耳曼後裔是占最大宗的。以最近幾年的資料來看，依序是日耳曼人（17%），愛爾蘭人（12%），英國人（9%，一般咸信低估），義大利人（6%），法國人（4%），波蘭人（3%） …等等。但你若看今天的美國社會，除了每年10月的啤酒節（Oktoberfest）外，你看不出有什麼德文、德語、或德國文化的痕跡。這與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是相當不同的。當時有許多地方以德語為主，有許多德國學校，也有許多教堂以德語為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加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整個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國內的歐洲各族群尚未完全融合。德裔及愛爾蘭裔（因討厭英國）同美國的主流社會意見一樣，主張維持中立。但有意參戰而站在英國這一邊的威爾遜總統則採取了宣傳戰。他設立了「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在各報章雜誌登廣告詆譭德國，也四處散發為什麼要參戰的小冊子。「公共資訊委員會」也鼓勵醜化德國的影片的製作（如The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凱撒：柏林的野獸），宣傳德國的暴行。結果是引起美國社會的排德運動。許多德語學校被迫關閉，德語教堂也被迫改用英語。許多市鎮與街道的名字都被換掉了。如密蘇里州的Luxembourg改成Lemay。連許多有大量日耳曼人的都市（如聖路易）也遭殃。柏林街變成Pershing Street，稗斯麥街變成第四街，凱撒街變成Gresham street （Over Here: World War I on the Home Front）。愛荷華州的城鎮Lakota與Lincoln是當年的Germania與Berlin。

食物及病名也都遭殃，連巴哈與貝多芬的音樂都被排禁。當時的一些「愛國者」把德國酸菜（Sauerkraut）改稱為自由高麗菜（freedom cabbage），德國香腸（Frankfurters）改稱為自由香腸（freedom sausage）。在一名波士頓醫生的建議後，媒體改稱德國麻疹為自由麻疹（liberty measles）。結果是日耳曼文化在美國的消失。

不要以為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社會民智未開，所以才會發生那種可笑的現象。當2003年小布希發動侵略伊拉克時，法國的拒絕參戰引起「愛國者」共和黨的憤怒與排法。在國會的餐廳裡，他們將炸薯條（French fries）改稱為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許多人也將法國蘋果派（French apple pie）改稱為自由蘋果派（Freedom apple pie）。人類的愚蠢可不是那麼容易治癒的。

除了地名被換及德國學校被關閉外，最後這些食物的名稱與病名仍大都維持原樣。說明的是，名稱可能帶來的「人心浮動」，也多少顯示了｢名相｣的重要。底下我們再專注到病名這個議題上。

WHO 的新疾病命名方針

2009年6月， WHO宣布一個可能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關的流感為大流行（pandemic）。這個H1N1而通稱為豬流感（Swine influenza）的病毒，引起全球的恐慌而使許多人聞豬色變，許多豬隻也都遭殃。這個流感後來證明並不是很嚴重。但卻也顯示了一個病名可能造成的誤解與不必要的恐慌。

又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的命名源於伊波拉河（Ebola river），這使得住在河流附近的人很不以為然。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病名使阿拉伯人不高興。引起上吐下瀉的病毒Norovirus也使許多姓野呂（Noro）的日本人頗不以為然。多少在這種「輿論」壓力下， 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了新疾病的命名原則（WHO Best Practices for the Naming of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依照WHO的命名原則，疾病的命名應該避免用地名，如中東呼吸症候群，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 Lyme disease， …等等；也應該避免用人名，如Creutzfeldt-Jacob disease（台灣稱為庫賈氏病，與俗稱的狂牛症有關）；該避免用動物品種名或食物，如豬流感，禽流感；該避免用職稱，如Legionnaires disease（退伍軍人症），礦工，屠夫，....等等。

WHO這種命名原則雖然用意良好，但會造成很多困擾與混淆。原先的命名方法是約定成俗的，雖然有些人有意見，但它使學者較容易了解疾病起源，傳播與變化的關鍵，而也因不同名字較容易記得與辨別。如Marburg disease（因德國一個城市而得名）與伊波拉（因非洲的一條河流而命名）都屬同一類病毒引起，若單純用病毒來命名則難免會造成混淆。例如Marburg disease 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伊波拉病毒稱為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再說，無論如何，一個新病名的產生是常會引起一些紛爭的。即使以一般可能爭議性不大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為例，因為它做了一個症狀描述性的命名，但許多香港人也不爽，因為與香港自治區（Hong Kong SAR）之名類似（Kai Kupferschmidt: Discovered a disease? WHO has new rules for avoiding offensive names. Science, 5/11/2015）。WHO的這個命名原則對許多學者及評論者而言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極度反應，並不符合過去的歷史，也不符合現狀。

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基於這種新的命名原則， WHO於2020年2月11日宣布將台灣已通稱為武漢肺炎的疾病定名為COVID-19。名字源於Corona virus disease of 2019。病毒則名為SARS-CoV-2。WHO的命名大致定調了西方媒體對這個新疾病的用名。但在相當的一個程度上，我們常可讀到或聽到媒體仍用已於先前所用的coronavirus而不是COVID-19。為什麼？

Covid-19這個病名聽起來像是一個類碼（code），而非名字。這也難怪西方媒體仍大都用coronavirus這個名稱。再由文化的另一個角度來看，Covid-19這個名詞頂多適用於歐洲拉丁語系的國家，而較不適合非拼音系統的漢語系的國家。因為在拉丁字母的使用與拼音體制下，Covid-19之名較合適於歐洲語系。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名詞在中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華文界都沒被直接採用。中國稱之為新冠病毒，而台灣的官方則稱之為武漢肺炎，因為國內已使用了一段時間。習慣於用外來語的日本則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感染症），也不用Covid-19。

反對使用武漢肺炎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那是一種仇中。但這個說法無法說明過去依地名的命名是否就是基於仇視。是不是｢仇中｣暫時撇開不談，說來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說是新冠病毒也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既然兩個名字（中國的與台灣的）都不符合WHO的新命名原則，那我們要用哪一個？

Covid-19 是WHO於2015年5月8日發表新疾病命名原則後的第一個主要新疾病（而也是最肆虐的），這種極為政治正確的方針下所產生的名字之所以會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若不考慮一個病名的政治社會因素，而只考慮醫學的角度的話，一個病名最好是容易記憶，容易辨別，不混淆，且帶有流行病學的聯想：如，疾病的特質， 流行病的因素，及疾病的發展歷史，等這些內涵。伊波拉，德國麻疹，退伍軍人症，日本腦炎等病名對醫學界的人而言都是容易記得，含有流行病學的內涵，且知道疾病症狀及治療方針的疾病。當然這些都不符合WHO的新規範。武漢肺炎這個病名也有這個好處，它使人了解一個由武漢地區爆發出來的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固然也非不可，但它缺乏那種聯想性，缺乏疾病的歷史演變，它也缺乏對下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該如何稱呼。新的總是會變成舊的。

再由前面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德國的運動來看，當時的極端「愛國」的美國人企圖消滅一切與德國有關的聯想，也不管｢好｣或｢壞｣。既不要大家喜歡吃的香腸帶有德國意味，也不要人民怕得到的德國麻疹。可以看出與病名聯結在一起未必是壞事。更何況說發現新疾病的醫學家都喜歡冠上自己的大名。再說，美國有一個說法，出名無所謂好名與壞名。而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卻也使全球知道有武漢這個地方。大略知道了他們所經歷過的災難與痛苦，中共的如何暴力封鎖武漢。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也多少表示對武漢人所經歷過的苦難予以肯定，並加以致意。

但這次在武漢爆發的武漢肺炎，卻也因中共的極力隱瞞疫情及缺乏有效的醫療體制，而導致全球的大爆發。在這種背景下，這個疾病名稱之會引起國際政治的對抗也就難以避免了。一方面，中共竭盡所能要撇開他與武漢肺炎的關聯，而大力攻擊使用武漢肺炎這個名詞的台灣。而更進一步的天方夜譚似的要歸咎於美國之將病毒帶入武漢。另一方面，美國川普的稱之為「中國病毒」，及國務卿龐佩奧的堅持在G7的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一詞而導致G7聲明的流產。兩者的作風雖然顯露出了不成熟的孩子氣式的對抗，但一般國際社會箭頭之指向中共卻也是很明顯的，只是沒有美國的那麼｢露骨｣而已。也有學者及評論人員建議使用中共病毒（CCP virus）一詞，因為所以會這麼一發不可收拾都因為是中共政權體制的原故（Paul D. Miller: Yes, Blame China for the virus. Foreign Policy, 3/25/2020。與Josh Rogin: Don’t blame ‘China” for the coronavirus – bl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hington Post, 3/19/2020）。

在名詞的使用之沒有共識及堅持不下之下，最後靠的是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因為這是一個仍在演變中的情況。在中國及日本都已經使用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症下，台灣及香港的媒體界則兩個名字都有人使用。將來是否會有定案仍有待觀察。雖然李文亮不是發現武漢肺炎的人，但他卻已與中共對掩瞞病情的做法連結上了。在一個程度上，李文亮在中國已成為人們在整個疫情受難上的代表（Gerry Shih: As Wuhan’s lockdown ends, residents leave messages for the dead doctor who sounded the alarm on coronavirus. Washington Post, 04/08/2020）。他之求取控制疫情但卻受到打壓，而最終被犧牲成為｢烈士｣，也多少使他在中國被視為先烈而成為近乎神靈的地位。稱武漢肺炎也罷，新冠肺炎也好，也不妨稱它為李文亮肺炎。說來也是對他的致意與懷念。而我們只能希望，中國人的懷念李文亮會開展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局面。有如1989年時，中國人民的懷念胡耀邦而引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