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弗爾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怪胎

1917年11月2日，大英帝國的外交部長鮑爾弗爾 (Arthur James Balfour, 7/25/1848-3/19/1930)，發文給大英帝國最顯赫的猶太領導人及猶太復國主義（或稱錫安主義，Zionism）的大力支持者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Lionel Walter Rothschild, 2/8/1868-8/27/1937）。這一封簡短但卻影響深遠的信函後來被稱為鮑爾弗爾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這封信函不但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或猶太人所稱的復國）鋪路，也種下了後來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及廣泛的阿拉伯人在中東的百年衝突。

信函的大意是大英帝國將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心願，將會盡全力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家園。信函簡短，底下列的是信文的主體。

｢I have much pleasure in conveying to you,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f sympathy with Jewish Zionist aspiration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I sh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bring this declara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Zionist Federation.｣

這封簡短的信函含有幾個要點：

第一，大英帝國要幫忙的是建立猶太人的猶太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指名要建國（state）或建立猶太人的國土（Jewish homeland）。

第二，信中雖說此舉不應傷害到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區。但這種字眼的使用（非猶太人），已將那時在巴勒斯坦只有五萬名的猶太人放在主位，而將其餘67萬名（占91%）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東正教的亞美尼亞人放在次位。

第三，聲明也指出不應傷害到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政治地位與權利。所以有這個字句，源於反對錫安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害怕若猶太人建國或復國，將會影響到散住於各個國家的猶太人社區。怕猶太人將會被劃分成不同民族而遭受到排擠。

信函雖然簡短，而許多地方也語焉不詳或故作迷糊。但這封信函的產生卻牽涉到：帝國主義的明目張膽（那時的巴勒斯坦尚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裡而非大英帝國所擁有）；一個珍貴的不動產（含有被伊斯蘭教、基督教、及猶太教都視為聖城的耶路撒冷），被沒有擁有權（主權）的大英帝國一再的「變賣」（先是阿拉伯人、法國人、及後來的猶太人）（後續將會討論）；一個官方團體給予一個私人團體的國家級禮物。

信函雖然名目上是由大英帝國的外相鮑爾弗爾給與錫安主義的領導人之一，羅斯柴爾德男爵，但鮑爾弗爾可不是信文的唯一起草人。起草信函的大都是猶太團體的顯赫領導人，也牽涉到在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這些都是有法學素養的人，其為文用字也特別小心。信文最後是通過大英帝國的內閣會議通過後才發佈，代表了錫安主義者的一大勝利。信文於一個禮拜後見諸報端，發布後果然改變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動量，並也影響到了後來整個中東局勢的發展。

鮑爾弗爾宣言的發佈時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交戰陷入僵局，而英法的財政也陷入危機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帝國重新洗牌，而不論是國際情勢或彊域都需重新調整的時候。那時的大英帝國仍是超級強權，也是個日不落國。但在長年窮兵黷武及勢力過於擴張及遠征下，疲憊已現。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參戰（同二次大戰中一樣）。原本一直維持中立而不願捲入歐洲戰場的美國（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雖然於1917年4月6日就宣布參戰，但第一批軍隊要到六月才抵達歐洲。大批軍隊（美國共出兵436萬人，死亡116,516人）則後續來到。而在同時，散居歐洲各處的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也漸漸由少數變成多數。錫安主義成長於沙俄與東歐，茁壯於大英帝國及後來的美國。透過金融的運作及要員於政要及政府高層間的穿針引線，最終促成了這個宣言的產生。

錫安主義的產生----歐洲的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

19世紀的歐洲是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這多少源於啟蒙運動與拿破崙的東征西討。到1848年的歐洲到處都有革命時，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也日趨成熟。普法戰爭（7/19/1870-5/10/1871）多少是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要統一日耳曼民族以建立德國帝國的藉口。除了德國的統一獨立外，義大利也在一波三折下於1871年完成統一獨立。

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自然也影響到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民族主義是凝聚內力以扺禦外侮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思惟下，猶太人的角色便很尷尬。猶太人到底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宗教與文化？他們到底屬不屬於所居住國家的民族？

對散居西歐的猶太人而言，與東歐及沙俄下的猶太人相比，他們是相當同化於各所居住的社會的。無論在德國、法國、或英國，猶太人都已居住有幾百年，而也相當融入該地的社會。英國可能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13歲時改信英國國教的猶太人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2/21/1804-4/19/1881）就曾兩度當首相。而在鮑爾弗爾宣言發佈時，閣員之一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也是個猶太人。

雖然相當同化於西歐各社會，但猶太人也多多少少保留了自己的宗教與文化，摩擦也難以避免。19世紀末年一個猶太法國軍官翟弗斯（Alfred Dreyfus）被誣判為叛國罪。最後在一些支持者，尤其是大文豪左拉（Émile Zola, 4/2/1840-9/29/1902）的聲援下才改判無罪。這個事件也被稱為翟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翟弗斯事件多少也影響到一些猶太人對他們本身處境的思考。

由於猶太人在西歐較融入當地社會，一般而言反猶太人（antisemitism）的問題也較少。但在東歐及沙俄，猶太人遭到相當大的迫害。迫害尤其嚴重的是沙俄。集體迫害，甚至大量屠殺（稱為pogrom），時有所聞。而多少也源於這個背景，錫安主義的思想於1881年在黑海的港都奧迪塞（Odessa，目前屬烏克蘭）產生。推動猶太復國運動的錫安主義思想也漸漸的擴散到歐洲各處。1896年2月，奧匈帝國的作家及新聞工作者赫哲（Theodor Herzl, 5/2/1860-7/3/1904）在維也納發表了《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一書，倡導猶太復國主義。赫哲也發行了錫安主義的報紙（Die Welt）宣傳他的理念。富裕的他也聯繫各國的猶太要人，並與歐洲的政要「溝通」。為了爭取基督教及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向教廷駐維也納的代表（大使，Papal Nuncio）表示，未來的猶太復國所在將不會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恆、與拿撒勒（Nazareth）。為了爭取相關國家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支持，赫哲也動員了猶太金融機關的運作。錫安主義的金融主體（Jewish Colonial Trust）總部設置於倫敦，以表明對大英帝國的肯定（倫敦也是金融中心）。由於當時的巴勒斯坦在奧圖曼帝國的領域內，錫安主義在奧圖曼帝國的首府也很早就設立分行（Anglo-Palestine Bank），以利錫安主義的運作。對德國帝國，赫哲則以支持德國在近東的權益以為交換。對奧圖曼帝國，赫哲以猶太金融援助做為在巴勒斯坦移民的條件，但沒結果（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赫哲組織了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並於1897年8月29日到31日，在瑞士的巴賽爾（Basel）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與會的共有197人。成員除了都是猶太人外，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都有。有傳統正教的，自由派的，無神論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資產家。但也大都只代表他們個人，一人一黨。赫哲的宣示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國土。

1903年春天，大英帝國的政要張伯林（Joseph Chamberlain, 7/8/1836-7/2/1914）向赫哲提議猶太人移民到1895年以來便由大英帝國管轄的肯亞。但由於誤傳，赫哲以為是烏干達，而建議猶太人接受這個方案做為臨時之計。但在各方都反對之下，他要的這個烏干達計劃（Uganda scheme）也就此銷聲匿跡，而他本人也不久就去世。

而於同時，居住在各地的猶太人也都積極的參與各地的政治活動。他們參與了沙俄境內反抗沙皇的地下活動，也在日後的布爾雪維克及孟什維克中都居要角。後來與史達林對抗的托洛斯基，及到中國當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都是猶太人。他們也參與凱默爾反抗曼圖曼帝國的組織（Young Turk）。多少考慮到只有奧圖曼帝國的倒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復國才有可能。

猶太復國主義固然有支持者，但那時歐美的大部分猶太人都是反對復國運動的。這不只因為猶太教宗教理由上的考量( 後續討論)，也有現實處境的考量，不希望因為復國運動而破壞了他們在所居住國家的融洽共處。但在另一方面，猶太人所居住的基督教主流世界 (主要是新教)，也同樣基於宗教理由，但卻對猶太復國運動有不少支持的聲音。

由少數走向多數-----錫安主義在英國與美國的運作

錫安主義固然源於猶太人，但錫安主義（Zionism）與猶太教（Judaism）是不同的。在錫安主義產生的早期，大部分的猶太人是反對錫安主義的。另一方面，支持錫安主義者也有很多是基督教徒的。

基督徒之支持錫安主義與宗教改革後產生的新教 (基督教) 有關，相對之下的天主教則較沒有這種看法。在赫哲出版《猶太國家》之際，駐維也納的大英帝國大使館的教士（Chaplain Hechler）也發表了《先知所說的猶太人的回歸巴勒斯坦》（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一書，兩人也是朋友（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許多基督徒相信猶太人的回歸以色列是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先決條件。

但錫安主義是違背猶太教的教義（Halacha）的。猶太教的聖經（Torah）認為猶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diaspora）是神的旨意（Divine Decree），也只有透過神的救贖（Divine Redemption），猶太人才能終止流亡，而非透過人為的方式（如錫安主義）。

除了宗教原因使當時的猶太人不支持錫安主義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對許多散居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而言，尤其是已同化的西歐猶太人，這種因回歸所造成的「分離運動」可能會造成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困擾。猶太人可能會被迫做遷離去回歸，而也會被客居的國家視為異類，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麼，這個當初只是個少數人主張的錫安主義最後如何成為猶太人的主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4），錫安主義的運作中心在柏林。但這個中心也很快就轉到倫敦與華府。在這個階段，有兩個人多少可說是代表性的人物：在倫敦的懷茲曼（Chaim Weizmann, 11/27/1874-11/9/1952 ）與在華府的布蘭岱（Louis Brandeis, 11/13/1856-10/5/1941）。

懷茲曼個生於沙俄，後來到德國去讀大學並取得化學博士，之後定居英國的猶太人。積極推動錫安主義的他也說服了不少英國的猶太要人。最終讓他得以影響英國政府決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製造丙酮（acetone）以生產彈藥的原料都在德國的控制下，英國處於生產彈藥的困境。那時負責彈藥生產的邱吉爾透過一個猶太人屬下的拉線認識了懷茲曼，求取懷茲曼利用他的化學背景研發出製造丙酮的方法。最後懷茲曼開發出了利用木頭或麥發酵以生產丙酮的方法。由於這個成功，使英國解決了生產彈藥的困境，而也使懷茲曼在英國政府中頗具影響力。鮑爾弗爾宣言的通過與他的推動相當有關。懷茲曼日後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的首任總統。

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已是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而也有三百萬名猶太人。但美國人對歐洲的紛爭保持中立，不想介入。大部分的美國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錫安主義的。而在那時（1913年），一個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秘密結社帕魯遜（Parushim）也形成了。帕魯遜的宗旨在於，他們要在政界及學界互相提拔支持錫安主義的人（Sarah Schmidt: The Parushim—A Secret Episode in American Zionist History。和Alison Weir: Against Our Better Judgement – How the U.S. was used to create Israel）。帕魯遜的領導人是布蘭岱。那時威爾遜總統因緋聞遭勒索四萬美元。沒錢支付勒索的威爾遜經過猶太團體的代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涯。交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得提名參院反對但他得極力推銷的布蘭岱為大法官。成為大法官後的布蘭岱與後來成為副任大法官 (Associate Justice) 的他的姪兒法蘭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 11/15/1882-2/22/1965），也都成為威爾遜總統的貼身顧問，也與倫敦的錫安主義領導人及來訪的英國政要有所來往。也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決議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威爾遜險勝。為了爭取要維持中立的美國選民的支持，他的口號是強調不參戰（He kept us out of war）。但如同二次大戰前強調美國中立的羅斯福總統一樣，美國最終都參與了兩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一兩年後，雙方已陷入僵局。到1916、1917年時，交戰各國的財政都已出現危機。這時的大英帝國急於拉攏美國站在他們的一邊參戰。但美國國內的氛圍是要維持中立的。再說有不少德裔的美國人也有許多是支持德國的。在這種考慮下，要拉攏美國，要金融的援助，英國希望能動員美國的猶太團體支持美國的參戰。鮑爾弗爾宣言的公布也就在這種考量下進行。

鮑爾弗爾信函於發信日期（1917年11月2日）後的一個星期公諸大西洋兩岸的報端。果不其然，鮑爾弗爾宣言激勵了美國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支持。在宣言發佈前，英國猶太人團體支持錫安主義的已稍佔多數，但大部分美國猶太人仍反對錫安主義。宣言發佈後，錫安主義已成英美兩國猶太團體的主流。在1914年，美國有7500名錫安主義者。到1919年，支持者增加到149,000人（JehudaReinharz: Zionism in the USA on the Eve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他們不但動員了猶太人社區，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錫安主意開始於19世紀末，成長茁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於第二次大戰後開花結果。但它對大英帝國最終只有害而無益，也對中東問題造成難以解決的困境。

被｢販賣｣四次的巴勒斯坦-----大英帝國的買空賣空

長年久居美國第一次回台時去拜訪了我的小學老師。張老師提及他的祖先如何的節儉奮鬥以購買土地時，他說他的祖先是一尾鹼魚都要一再地吃兩三次的。土頭土腦的我問他一尾魚如何能吃兩三次時，看他錯愕的表情，我｢頓悟｣到那只是個誇張的形容詞而已。

但在爾虞我詐的國際關係裏，尤其在那帝國主義明目張膽的年代，大英帝國卻有辦法將巴勒斯坦｢｢販賣｣四次：土耳其人，法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而更誇張的是，那時的大英帝國根本不擁有巴勒斯坦的主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協約國的英、法、俄，對抗同盟國的德國帝國、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為了打敗奧圖曼帝國，英國策劃「窩裏反」。從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大英帝國在埃及的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麥馬洪（Sir Henry McMahon），與在麥加自立為王的胡笙（Hussein bi Ali，目前約旦國王的曾祖父）互有通信。這一連串的通信被稱為麥馬洪--胡笙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英國鼓勵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起義，以換取英國之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在這種「了解」下，阿拉伯人於1916年6月開始起義（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背景）。阿拉伯人以為他們的獨立包括巴勒斯坦，但英國政府可不做這麼想。

而在同時，英法俄也做秘密協商，準備在奧圖曼帝國戰敗倒台後，要如何去瓜分「歐洲病夫」奧圖曼帝國廣大的領土。在四個月的交涉協商後，英國的外交官塞克斯（Mark Sykes, 3/16/1879-2/16/1919）與法國的外交官皮科特（François Georges-Picot）同意了他們各自的「胃口」而簽下了塞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也稱為小亞細亞協議 Asia Minor Agreement ）。法國要的是大敘利亞與黎巴嫩一帶，英國要的是靠近地中海和巴勒斯坦（但英國說是要將巴勒斯坦成為國際共管）、約旦、及伊拉克一帶。沙俄要的只是土耳其海峽（包括普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及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的控制權，以利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航行。這個秘密協議於俄國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後，被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11月23日公諸於世。

雖然已將巴勒斯坦要據為己有但卻暗示要給阿拉伯人後，大英帝國也與交戰中的奧圖曼帝國做秘密交涉。英國向奧圖曼帝國提議，若他們同意做個別的和平協議，則他們的旗幟仍可飄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前面這三個「買賣」都是秘密的，最後將巴勒斯坦「賣」給錫安主義的鮑爾弗爾宣言則是公開的。宣言的發佈後引起胡笙的疑慮。英國於是派何嘉斯（David George Hogarth, 5/23/1862-11/5/1927）去向胡笙｢說明｣。何嘉斯是個學者，考古學家，也是「阿拉伯的勞倫斯」（T.E. Lawrence, 8/16/1888-5/19/1935）的朋友。何嘉斯保證阿拉伯人會得到獨立建國（稱為何嘉斯信息Hogarth’s message  ）。那時的大英帝國是強權，仍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領導人胡笙也不敢太挑釁大英帝國。再說，猶太人也是伊斯蘭教所承認的宗教之一（稱為 People of the Book ），而胡笙本人對猶太教也很尊敬。加以那時猶太人在中東也居少數，不構成威脅（Avi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一系列的會談與和約，最主要的是1919年召開的凡爾賽會議。參與的有32個國家，最後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了凡爾賽和約。在與奧圖曼帝國的個別議約後，英法與奧圖曼帝國於1920年8月10日簽訂了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今日的伊拉克、約旦、與巴勒斯坦成為英國的管轄地（mandate），法國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管轄權。奧圖曼帝國的蘇丹 (sultan) 雖然簽了約，但此舉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凱默爾的強烈反彈，而成功的於1922年11月1日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英法只好再度議約而於1923年7月4日與土耳其簽訂了洛山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土耳其只增加了一些土地，與色弗爾條約的差別不是很大。而土耳其也成為一次大戰後唯一能參與議約的戰敗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議約及日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只突顯了戰敗國（德、奧匈帝國、奧圖曼帝國）的任人宰割而無置啄的權利，及戰勝國暴飲暴食的難看吃相。在凡爾塞和約及日後的國際聯盟的成立上，雖不是參戰國代表的懷茲曼卻也都能以錫安主義的代表身分出席。懷茲曼要確認的是巴勒斯坦屬於英國的管轄。鮑爾弗爾宣言最終也被納入了國際聯盟於1920年就開始討論，而最後於1923年通過的「大英帝國對巴勒斯坦的管轄權」（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中。這期間法國雖然有強烈的反對，但英國皆以強大的外交手腕解決（Avi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

有學者認為英國之硬要巴勒斯坦的理由與她控制下的鄰近蘇伊士運河有關。但歷史證明，大英帝國之管轄巴勒斯坦只引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互相仇殺，及對大英帝國的不滿，而最終是引來一身騷。 1928-1931年間任職巴勒斯坦管轄地高級專員的大英帝國官員強思勒（Sir John Chancellor, 1870-1952）說：鮑爾弗爾宣言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大量移民、民兵、經濟、及教育的建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大英帝國與奧圖曼帝國在巴勒斯坦作戰的，許多都是澳洲與紐西蘭軍人組成的軍團（稱為ANZAC ）。大戰後，大英帝國多少已佔據了巴勒斯坦一帶，而開始大英帝國的統治（British Mandate）。大英帝國派去統治巴勒斯坦的第一任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是赫伯特‧山姆 (Herbert Samuel, 11/6/1870-2/5/1963)。山姆是強力支持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在他任內（1920-1925），他以實現鮑爾弗爾宣言為由，大量鼓勵猶太人的移民巴勒斯坦。

以1878年奧圖曼帝國的資料來看，在巴勒斯坦區有462,465人。其中403,795人是穆斯林（包括Druze，伊斯蘭教的一種），43,659人是基督徒， 15,011人是猶太人。到1914年，阿拉伯人人口有68萬人，猶太人也增加到六萬人（Joel Beinin and Lisa Hajjar: 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 Conflict）。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及沙俄下的事變及反猶太作為，加以高級專員山姆的鼓勵，大量的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三十年代納粹上台後，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也大舉移民。但在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也緊縮。1924年，美國通過緊縮歐洲移民及排除亞洲移民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急於往外移民的猶太人也大舉湧向巴勒斯坦叩關。

移民的尖峰是1931-1936的五年間，有37萬猶太移民湧入。到二次大戰後的1946年，在1,888,000總人口中，有583,000名是猶太人（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但大量猶太人的湧入自然的在巴勒斯坦造成與本地人的衝突。為了保衛自己以對抗巴勒斯坦人，猶太人於1920年就組成了民兵（稱為哈格那Haganah，以色列軍隊的先驅）。在表面上，這個民兵組織也配合及協助大英帝國，但到後來也與猶太人的恐怖組織有所聯繫。從1920年代開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漸尖銳化。進入1930年代及二次大戰後，雙方的暴力衝突有增無減。居間要維持秩序的大英帝國只引來雙方對大英帝國的痛恨。想要縮減猶太移民名額的大英帝國，引來了猶太人的不滿與國內錫安主義團體的壓力。不完全終止猶太移民也引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固然互相仇視，居間但偏頗猶太人的大英帝國更是兩邊不是人。1944年11月，邱吉爾的朋友，也是駐在開羅的內閣官員（Lord Moyne）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Irgun Zva’iLe’umi）的暗殺。1946年7月22日，大英帝國官員所居住的大衞王旅館（King David Hotel），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的炸彈爆殺，造成91人死亡。俄爾滾的領導人貝根（Menachem Begin, 8/16/1913-3/9/1992）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國防部長與總理，他與埃及的沙達特共領1978年的諾貝爾和平奬。

除了組織武裝力量以防衞外，猶太人也大量的向巴勒斯坦人購買土地。世界錫安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也協助大舉購地。到1947年，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已擁巴勒斯坦7% 的土地，占10-12%的可耕地 (共190萬dunums, 一個dunum相當於1/4 acre) (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許多土地是以恐怖組織「淨空」的方法，及以色列建國後的戰爭方式取得的。在1947-1949年間就有90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稱為theNabka，受難一詞的阿拉伯語）。

在同時，猶太人也組織了各種不同的商會（稱為Histadrut）。但各種商會的運作都維持了同一原則---只雇用猶太人而排除本地人。在歐洲的猶太人都是世居城市，沒有（或不能）經營農場的。錫安主義強調要回歸土地（return to the soil）。但在農場雇用的人也同商會一樣，都只雇用猶太人。

在教育方面，以1931年的統計來看，識字的猶太男性占93%，基督徒男性占71%，但只有25%的伊斯蘭教男性識字。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已深受歐洲文化的洗禮，也多有科學與現代文明的知見。但因為是由各處來，語言及文字不盡相同。為了建立猶太人的共同認同，回復希伯萊文便成為共同的目標。

當初鮑爾弗爾宣言說的是要建立一個語焉不詳的猶太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明說要建國。但錫安主義所推動的是積極的朝建國的方向前進。教育體制、希伯萊文的回復、商會的運用、土地的大量徵收、民兵的建立、及武力暴力的使用，都朝建國的方向前進。在大量移入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日升高之下，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也吃力不討好而成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共同攻擊的目標。在無法治理下，英國將巴勒斯坦的命運於1947年2月14日委交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處置。當初所提的兩案是聯邦制或分治 (partition)。1947年11月27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案，西邊歸猶太人，東邊歸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則由聯合國托管。當時的錫安主義領導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0/16/1886-12/1/1973）接受這個提案，但巴勒斯坦人反對。在無解下，英國宣布將於1948年5月14日終止在巴勒斯坦的統治。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後來成為首任總理的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博物館（Tel Aviv museum，今天的獨立聽）宣布以色列的獨立建國。掛在牆上的照片是赫哲--《猶太國家》一書的作者。隔天，阿拉伯聯軍攻打以色列，而紛爭至今沒解。

宣言的背後與如今----兼看美國的中東政策

鮑爾弗爾宣言被許多歷史學者及當時的大英帝國官員視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原因是大英帝國只蒙害而沒得到什麼益處。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4/14/1889-10/22/1975）也於1973年的訪問中說，鮑爾弗爾是一個邪惡（wicked）的人，他用國際聯盟的統治（mandate）去剝奪阿拉伯人自決的權利，將毫無準備的阿拉伯人推入極為複雜的政治處境中 (AviShlaim: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如果對大英帝國沒什麼好處，而且又有害阿拉伯人的話，大英帝國為何要發佈這個宣言？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金融的因素。鮑爾弗爾書信名義上是給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源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猶太家族是19世紀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集團。他們資助了國家級的貸款，各國的戰爭貸款，南非的鑽石礦場，羅得西亞（現已改名為辛巴威Zimbabwe）的開發，也發戰爭財。可說富可敵許多國。而他們建立起來的國際金融管道也都經由猶太人的聯繫而成形。例如，由於沙俄的迫害猶太人，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羅斯柴爾德集團也透過在紐約的猶太金融機構（Kuhn, Loeb & Co.）對日提供貸款。

猶太人的重財及善於理財是聞名的，這也多少源於在過去基督徒不能賺利息的教義，而在金融貸款方面皆由猶太人包下。這可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故事見諸一般。也因為善於理財而致富，因而也與各國的王公貴族有所良好的關係，許多富有的猶太人也皆被授予貴族的身分。

鮑爾弗爾宣言發佈之前那一段時間，英法皆已陷入金融危機。而交戰各國都急須猶太人金融機構的援助。因為幾乎所有跨國的金融機構在紐約皆有分行或合作的對象，而爭取美國猶太人的支持便成為重要的考量，鮑爾弗爾宣言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Robert John: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

宗教的因素當然也有。不論基督教或猶太教都有彌賽亞的觀念與猶太人回歸聖土（ Holy Land，即巴勒斯坦）的說法。當然也有些反猶太人的基督徒認為猶太人的回歸（aliah）會減少他們本國的猶太人人口。無可否認的是當時的大英帝國在討論這個宣言時，宗教因素是一個考量，也是個說詞。但話說回來，如果巴勒斯坦是上帝應許的土地的話，則亞伯拉罕的兒子：創立猶太教的以撒（Issac）與雅各（Jacob），及被伊斯蘭教視為穆罕默德祖先的以實瑪利（Ishmael），他們的後代都應有分。

但與猶太人的金融重量級因素同等重要的是猶太人的政治活動力。猶太人重教育，也很參與社會政治運動，而也位居不少高階政府職位。懷茲曼與羅斯柴爾德男爵代表錫安主義當時在大英帝國的遊說與活動。當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後，不是很親猶太人的杜魯門總統在不顧國務卿的反對下（因為怕打壞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當天就承認以色列（de facto），繼而於1949年1月31日法理承認（de jure）以色列。英國則於1949年1月29日承認以色列。杜魯門承認以色列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有如他向那時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William A. Eddy）說，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千上萬選民 (主要是猶太人) 的呼籲他要支持以色列。相對之下，他沒有阿拉伯選民的壓力。而也同等重要的是他身邊的許多幕僚都是支持錫安主義的，使他遭受到空前的壓力。再說，杜魯門也明暸他若不支持以色列的獨立，絕大部分都是民主黨的猶太人可能都會脫黨（Anup Shah: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 a brief background）。

在美國，猶太人活躍於政界，也形成強大的遊說組織（如每個總統候選人都會去拉攏的 AIPAC,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他們於政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主導美國的中東政策。他們也充斥教育界、學術界、及媒體而左右了輿論的導向。在美國，與猶太人人口相當的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徒）則沒有這種「成就」，而也多少失去了中東政策的發語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中東政策成為一面倒的傾向以色列，而非做居間調停角色的原因。也使有些學者及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遭受到美國猶太團體及以色列綁架的原因。

鮑爾弗爾宣言發布那時，大英帝國是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猶太團體的遊說與運作促成了宣言的發佈與美國的參戰。在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不是交戰國的錫安主義卻得以與會，而由懷茲曼為代表參加。他要的是確定鮑爾弗爾宣言會被納入和約中而成為國際法條文。相對之下，那時的戰敗國（如德國）是不能與會而只有任人宰割的分的。大英帝國已不在，如今的超級強權是美國。而猶太團體在美國的活動及影響力也說明了他們一向與強權掛勾以達到他們的目的（John Robert: Behin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Britain’s Great War Pledge to Lord Rothschild）。美國不但提供了以色列的保護，每年也大量金援（約31億美元）已是富有國家的以色列。伊拉克戰爭也可說是一場以色列的代理戰爭。因為以色列是一直要攻打伊拉克的，最後｢代打｣的是美國。

也由於猶太人在美國的強大遊說團體及影響力，並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使許多美國人對猶太人的忠誠度有所疑問。認為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猶太人，也可能忠於以色列而非美國。這也是當年在英國內閣討論宣言時，是內閣官員（印度國務卿，Secretary State of India  ）也是猶太人的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2/6/1879-11/15/1924）強烈反對錫安主義的原因。已同化於英國社會的猶太人怕錫安主義的推動猶太建國，只會造成猶太人在居住國的困境，引來不必要的被排擠。對他們而言，猶太人是一個宗教或文化的認同，而非民族。另一個事實是，在以色列已建國將近七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仍住在他國，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占以色列人口的74.8%）只占全球猶太人的45%到三分之一不到（依猶太人定義而異）。大部分的猶太人還是沒有「回歸」。

雙重忠誠的問題-----猶太團體的組織運作與遊說

2015年11月22，一個被號稱是美國情報史上十大最具破壞性的諜報員之一的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在服刑30年後假釋出獄。出生於猶太家庭的他從年幼時就夢想移民到以色列。在美國海軍情資單位工作那時，他將極機密的資料交給以色列的情報人員。在入獄初年的訪問中，他提及他為什麼為以色列做情報工作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美國虧待猶太人。

自從波拉德入獄後，以色列政府就一直遊說美國釋放他。柯林頓總統原有意用釋放他來換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協議，但遭到美國情治單位的強力反對而作罷。在以色列，他是個知名人物，也是許多人眼中的英雄。

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卻為別的國家做破壞本國的情報工作。大部分美國人都視他為叛國賊，而在根本上也觸及一個基本的問題：雙重忠誠（dual loyalty）。

散居各國的猶太人一直都被視為異類，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即都被視為有忠誠度上的問題。在以色列建國之前，這種問題只存在於宗教、文化、及族群、民族問題上，因為並沒有效忠異國的問題。但在以色列建國後，這種雙重忠誠的問題有了一個具體的對象---以色列。以Pew Research 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來看，有69%的美國猶太人將以色列看得很重要，其中30%看得相當重要（very attached）。美國猶太人的這種想法與心態促成了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力量。也說明了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海格爾（Chuck Hagel）在被任命前，只因說他要當的是美國的國防部長而非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後，被斷章取義而遭受抨擊。批評以色列作為的也常被指控為反猶太人（anti-Semitism）。不論以色列的作為有多殘暴與違背國際法則與人權標準，包括對佔領區的持續墾殖移民，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益，不積極推動中東和平而只求當一方霸主等等惡行惡狀，美國的死忠猶太人仍然是無條件的支持。這種作法自然使許多美國人懷疑猶太人對美國的忠誠度問題。也就是說，當在緊要關頭時，美國的猶太人到底會站在美方或以色列一邊？這是一個雙重忠誠的問題。

美國猶太遊說團體 (包括AIPAC, JINSA, WINEP, RJC) 這種強力支持以色列的作風，迫使及造成美國政府強力支持以色列，而也使訪問美國的以色列政要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而對美國政界頤指氣使。美國也為以色列的許多破壞中東和平的政策背書，而也大量金援軍援已是個富有國家的以色列。這種做法不但有害美國，長久之計也是不利以色列的（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國的猶太人是相當融入主流社會而於各行各業都相當有成就的。除了極端保守而拒絕與與現代及外在世界有所融合的超保守派（如ultra-orthodox, Haredi Judaism, Hasidic Judaism）外，大都生活與活動於一般社會中，而他們也強調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師出同源。在二次大戰前夕，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這個強調兩種文化及宗教同源的名詞也開始廣泛的被使用，而多少彌補了這兩個宗教在宗教與文化間的差異與對立。但到目前為止，說明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師出同門（亞伯拉罕）的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這個名詞與觀念，則尚未廣泛被使用，說明了伊斯蘭教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嚴格說來雙重忠誠問題也不只是猶太人才有的問題。早期台灣人懷疑外省人之不忠不愛台灣是一例。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支持獨立的愛國者（Patriots）與支持英國皇室的保皇黨（Loyalists）的對抗又為一例。進入20世紀後的美國，歐洲事務的發展與衝突自然影響到第一代移民的取向。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各國的對抗，影響到了美國族群間的問題與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的政策。本來沒問題的日耳曼人（美國最大宗的非英語系移民）也被懷疑有雙重忠誠的問題。結果是德文學校、報紙、及德國人教堂的遭到打壓與被迫關閉。而許多地名（如Germantown）也被迫改名（Katja Wüstenbecker: German-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 和 The WWI Home Front: War Hysteria & the persecution of German- Americans）。在兩次大戰中，有本國籍而非美國公民的第一代移民都被視為敵國住民（alien enemy或 enemy alien）處理。也有不少德裔人士於二次大戰中遭到美國政府拘禁。日美人之幾乎全數遭拘禁則不但被懷疑有忠誠問題，但更根本的是，那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